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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往史里说
葡萄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种舶来品，大约在汉代传入中国，并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深受国人喜爱。
葡萄不仅可以用于酿酒，而且葡萄酒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最早关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史记》中，提到了来自西域的大宛和大月氏等国产出的“葡萄酒”。汉朝使者从这些地区获得了葡萄种子，带回汉地进行种植。
早期葡萄进入中国的相关文献比较多。例如，《齐民要术》引用《博物志》的记载说：“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胡桃、蒲桃（葡萄）。”
这本书认定张骞带回了葡萄种子。作为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外交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张骞最重要的贡献是开辟了“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中西贸易的重要通道，从此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地区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葡萄是最早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物种之一，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和象征。
葡萄在中国生长、开花和结果，标志着中国不断认识和吸收异域文化。在文化交流的推动下，中华文化不断更新、发展和壮大。
在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极盛期，同时葡萄种植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酿制出葡萄酒。
根据《太平御览》的记载，葡萄酒最早来自西域，在唐代前可能已经有人贡献过葡萄酒，但当时人们并不熟悉。
直到破坏高昌后，收集到了马乳酿葡萄酒的实物，并将其种植在苑中，同时掌握了酿酒方法。
唐太宗亲自参与酿制，创造了八种不同颜色的葡萄酒，风味浓郁辛辣，口感丰富，赐予群臣品尝，所以京城开始了对葡萄酒的认识和喜爱。
唐代对葡萄酒的了解和推广促进了中国本土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以山西河东道为例，其出产的葡萄酒在全国享有盛名。太原府产出的“土贡葡萄酒”和蒲州的“干和葡萄酒”都很有名气。
葡萄酒的酿造发展到元代已成为高质量的进贡佳品。然而，在明初，朱元璋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取消了葡萄酒作为贡品的传统。
这一点可以从《明通鉴》中找到证据，其中提到朱元璋对进献的食材进行了减少，包括太原的葡萄酒。
尽管葡萄酒不再是皇家的贡品，但山西的葡萄酒品质仍然高于其他地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总之，唐代是中国葡萄酒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在中国酿酒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葡萄酒的种植和酿制技术的引入，以及对葡萄酒的推广，促进了中国本土葡萄酒产业的兴起。
虽然山西的葡萄酒在唐代领先全国，但与同时期的西洋葡萄酒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这可以追溯到欧洲世俗社会对葡萄酒的巨大需求以及葡萄酒在天主教仪式中的重要地位。
在欧洲，葡萄酒是一种广泛消费的饮品，而且在世俗和宗教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大量需求不仅刺激了葡萄种植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葡萄酒酿造技术的进步。
在明末，耶稣会士代表如利玛窦等人传入中国，他们不仅将西方的宗教信仰介绍给了中国，还带来了西方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
在这些引入的内容中，葡萄酒酿造技术在山西得到了发展，成为一个典型案例。
耶稣会士们将西方的酿酒技术传授给当地的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推动了葡萄酒工艺的进步和改善。
总结而言，山西的葡萄酒虽然在唐代领先于其他地区，但与同时期的西洋葡萄酒相比仍有差距。
这是由于欧洲世俗社会对葡萄酒的巨大需求以及葡萄酒在天主教仪式中的重要地位所致。
而在明末，随着耶稣会士的引入，葡萄酒酿造技术在山西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
明末中西葡萄种植技术及酿酒技术的比较就葡萄种植技术的差异而言，中国在明代时期的葡萄种植技术相对落后于西方。
这一事实引起了徐光启等人的注意。徐光启特别重视葡萄种植技术的改良，并以山西为例，比较了中西葡萄种植方法。
徐光启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山西的葡萄种植效果并不理想，产量不高。他指出，这与中国本土的种植方法不注重修剪葡萄枝条有关。
中国的种植方法往往忽略了修剪幼芽，导致葡萄分枝过多。这些细枝上的养分供给少，最终影响了果实的品质。
徐光启认为西方葡萄种植技术更为合理和先进。他注意到，在秋冬季节可以剪去细枝，只保留一株直立的主干，通过用竹木支撑，使其直立成一棵树。
徐光启将此种方法类比为修剪桑树的做法，每年修剪掉细枝。数十年后，根部变得坚固，主干上的分支数目也较少，这样的树就能长高养足，并能丰产。
徐光启表示，采用西方的种植方法，剪去不必要的分枝，有助于果实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
徐光启能够接触到西方葡萄的种植方法，可能与他身份作为明末天主教传教士之一有关。
他与其他传教士有频繁接触，可能通过他们了解到西方葡萄种植技术。
总之，明代时期，中国山西的葡萄种植技术相对于西方来说较为落后，但徐光启等人积极致力于改善种植技术，并参考西方葡萄种植方法来提高产量。
中西葡萄酒酿制技术存在差异。徐光启认为，中国本土葡萄的品质不适合酿造高品质葡萄酒，而西洋葡萄更适合制酒。
中国传统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包括发酵法和蒸馏法。然而，这些方法在品质和工艺上并不足以与西方的葡萄酒相媲美。
徐光启提到的中国传统葡萄酒酿造方法之一是与米酒类似的发酵法，将葡萄汁与麴混合发酵。
然而，这种方法对于要求复杂的葡萄酒工艺来说可能并不理想。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蒸馏法，干葡萄经过蒸馏得到的汁即为葡萄酒。蒸馏法的出现标志着葡萄酒酿造技术的进步，但与后来的蒸馏法相比，品质可能有所不如。
在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尝试自酿葡萄酒时也遇到困难。耶稣会士熊三拔在《泰西水法》中指出，干葡萄酿酒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味道不佳。
相比之下，西方的葡萄酒更注重纯度和味道。因此，改善中国葡萄酒的酿造技术需要引入高品质的葡萄品种和西方的酿造方法。
西方的葡萄酒制作技术更为专业化和先进。例如，艾儒略认为，西方酿造的葡萄酒纯度更高，味道更好。他还提到葡萄酒的储存时间越长，味道越好。
清中期的传教士马国贤也注意到中国传统酿造稻米酒的方法粗糙，与西方葡萄酒酿造技术相比存在差距。
总之，中西葡萄酒酿制技术存在差异。中国传统酿造方法相对简单，对于要求复杂的葡萄酒工艺来说可能不够合适。
与此相比，西方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更为纯正、精细，并注重酿造的专业水准。为了改善中国葡萄酒的品质，引入高品质的葡萄品种和西方的酿造方法是必要的。
明末传教士入晋酿造葡萄酒明末进入晋传教士热衷于酿造葡萄酒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耶稣会士在来华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哲学、科学、技术等，并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
在天主教弥撒礼仪中，葡萄酒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代表着基督的临在。
传教士们面临的问题是，欧洲距离中国遥远，运输成本高昂，供应葡萄酒不便。因此，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能够满足弥撒礼仪的需要。
其次，要自酿葡萄酒，传教士们首先需要种植适合酿造的葡萄品种。
中国本土的葡萄种类和产量相对有限，不适合高品质的酿酒。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对中国葡萄进行了初步了解后，发现中国葡萄的质量和产量都不如西方葡萄好。
因此，他们希望在中国种植高品质的葡萄，用于酿造葡萄酒。
山西太原地区的土地和气候适宜葡萄种植，且马可?波罗的描述提供了耶稣会士们对山西葡萄种植的启发。
耶稣会士艾儒略曾前往陕西和山西考察，他计划在山西发展葡萄种植和酿造高品质的葡萄酒。
这对于解决弥撒礼仪中葡萄酒的供应问题以及传教事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明末进入晋传教士热衷于种植和酿造葡萄酒的原因包括满足弥撒礼仪的需要，改善葡萄品种以提高葡萄酒质量。
以及马可?波罗对山西葡萄种植的描述在他们中间产生的启发作用。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他们在中国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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